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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种粮大户不种地了
网站来源:江北化肥 发表时间:2019-7-19 17:04:31 点击次数:(次)

退租弃耕:粮价“天花板”下沉,成本“地板”上升,来自自然灾害的经营风险增多,部分种粮大户积极性受挫;

账面上的口粮田与实际面积有所出入:部分乡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口粮田抛荒现象,部分农民把口粮田改种了草坪和其他经济类农作物,但这些田块仍按照种植粮食上报面积;

基本农田非粮化:部分地区划定的基本农田或补充的耕地存在“进山上坡”现象,偏向划到山区,而且海拔越划越高,这使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质量受到影响;

耕地地力遭到破坏:部分农业经营主体将种粮改为种草皮,收草皮时需要连同表层土一起铲走,一年收获4次相当于把田“扒了4遍皮”;一些种茶果苗木的田,时间长了会土壤板结,这给耕地和地力保护带来较大隐患。

记者近期深入南方部分粮食生产一线发现,在粮食市场低迷和经营主体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部分全国产粮大县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保障粮食高质量稳定生产的因素:部分种粮大户积极性受挫,退租弃耕;局部地区基本农田存在非粮化倾向,耕地地力遭到破坏;粮食生产统计制度不完善,账面上的口粮田与实际面积有所出入等。

专家提醒,上述现象虽然只是在个别县区出现,但值得警惕和关注,应举一反三主动应对,消除影响粮食生产稳定的隐患。

1亏损风险加大 大户弃种增加 

以种粮大户为代表的规模化经营,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记者在部分全国产粮大县了解到,近两年一些大户出现经营信心下挫的情况。

湖南省桃源县种粮大户彭晋京去年种了1500亩水稻,今年调整到1200亩。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几个农户微信群里,都有弃种的大户。“一个微信名叫‘田地主’的大户,本来他起这个名字是很为种粮自豪的,但因为连续亏损,去年开始不种了。”

记者在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全国产粮大县了解到,这些地方均有一些种粮大户缩减种植面积甚至直接弃耕的现象。近两年粮价低迷,多重成本挤压,加上自然灾害等经营风险,是影响种粮大户信心的三大因素。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彭墩村村民陈良福说,去年他收了5.5万公斤稻谷,其中近一半以2.76/公斤的价格卖给了粮库,剩下的一半想等到今年春天价格涨一点再卖。没想到过了一个冬天,价格反而跌到了2.4/公斤。

以往种粮大户靠规模赚钱,亩均利润两三百元左右,近两年粮价“天花板”下沉,成本“地板”上升,利润空间被大大挤压。今年春耕时节,记者在部分农资市场看到,多种农资价格均小幅上涨。其中,农药价格大部分涨了10%15%,最高的涨了30%;化肥价格普遍上涨了5%10%。陈良福等种粮大户说,去年受粮价影响种植户每亩减收130元左右,农资成本亩均增加约60元到80元,人工和土地流转成本也上涨了近百元。

市场流通不畅、优质难优价等问题,也是影响粮农生产经营信心的因素之一。桃源县爱来米业负责人罗爱来说,现在粮食生产基本靠种植大户,而种植大户基本靠订单生产,但当地4家最大的加工企业的订单量加起来也只有实际产量的一半左右。“不敢签更多订单的原因是没那么多资金。去年我需要1500万元,实际上获得的资金支持是700多万元,剩下的缺口要么是边销边付,要么就是跟关系好的大户先欠着。所以很多外地企业在桃源搞订单生产也搞不起来,因为大户不放心,怕它们不给钱跑了。”

部分受访种粮大户反映,由于打开市场难度大,近两年在生产转型中改种优质品种实际效益也不理想。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种粮大户雷炳华去年改种了200亩有机稻,平均亩产量下降了150公斤,价格定为20/公斤。他有些担忧,“如果都能卖这个价,那就能弥补产量的损失。但现在进度不是特别快,还得想办法打开销路,否则最后也得降价。”

记者调研发现,在粮食市场不景气和成本挤压之外,来自自然灾害的经营风险增多,在风险共担机制不完善等情况下,部分种粮大户感觉收益预期变数增多,经营信心受到影响。

“当下市场化的农业保险,对于规模化经营者投保条件要求较高但理赔难,起不到保险作用,更像是保费的一点利息。”福建一户水稻制种大户表示,去年他种植的水稻受灾严重,经过长期多方协调以后,理赔的面积也只占实际受灾面积的八成左右。

一位全国产粮大县的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受风灾、水灾、旱灾等影响,去年当地受灾的粮田统计面积为100万亩。而政府下达的相关自然灾害救济资金有限,弥补农户损失无异于杯水车薪。“近年来极端天气、病虫害等带来的自然灾害呈增多趋势,经济损失压力目前几乎全部由农户承担,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种植信心。”

桃源县农业农村局粮油站站长李虎等基层农粮部门干部表示,需要在加速国内粮食生产转型,解决优质粮食市场流通,和建设由政府、保险机构、生产经营主体共担的风险机制上加大力度,以稳定粮农收益预期,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

2、统计不精准 种粮显现下降趋势 

记者采访发现,因为统计技术等原因,个别县区粮食实际播种面积与统计上报面积存在偏差,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准确反映。

在南方某省一国家级产粮大县(区),记者蹲点调研发现,该县不少乡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口粮田抛荒现象,部分农民还把口粮田改种了草坪和其他经济类农作物。但无论是抛荒还是改种,这些田块仍按照种植粮食上报面积。

“农民生活很不容易,多上报一点面积,好歹能多拿一点补贴。”当地一位村干部坦言,该村不少农田抛荒弃耕,这两年实际粮食播种面积只有5000亩左右,目前仍按6000多亩全种水稻的情况上报。

当地一位受访干部告诉记者,从统计上看,该县耕地面积一直比较稳定,但如果把长期抛荒的田或已经变成鱼塘、茶园、林地的田都筛除掉,可能减少15%以上。“比如,近期我们对林业局和自然资源局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耕地和林地重合面积达到了6.8亩,这是因为有不少耕地上实际已经种植了竹林或树林,林业部门就算成了林地。”

对于出现的统计面积误差,部分受访农粮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统计粮食播种面积的办法,还是由村一级开始,由下至上层层上报数字,上级部门再抽查核实,这一制度难以完全准确。

“县级农技站的工作人员有限,一年最多选择十来个村做复查,主要复查方式也只是眼睛看、嘴巴问。如果一片80亩的田,基层说有100亩,复查人员也很难辨明。”一位基层农粮部门干部说。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国强说,现在农业部门保种粮面积的主要办法之一,某种程度还是依靠层层下派任务,实际上基层政府无法强制农民种粮,部分基层干部对于统计数字核实并不是十分严格。

记者调研了解到,近年来,生产经营主体自发的种植结构调整,或因耕作条件等原因抛荒,造成部分地区粮食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相关专家表示,粮食种植情况的精准反映对制定粮食政策意义重大,对粮食播种面积的统计应该更加精准和严格。

“个别地方反映出来的情况提醒我们,要用遥感、卫星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提升统计技术水平,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提升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程国强说。

3、基本农田“上山” 耕地质量难保障

“藏粮于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记者调研发现,目前部分地区耕地和基本农田质量和数量保护,面临农业经营主体自发产业转型破坏现象增多、基本农田划定区域不合理、耕地保护力量不足等问题,不利于保障粮食产能。

在东南沿海某县,记者看到不少连片农田种着绿油油的草皮。当地一位农粮部门干部表示,近年来当地有近万亩农田由种水稻或玉米陆续改种草皮。在闽北的一个产粮大镇,越来越多的茶树从山上搬到耕地甚至基本农田里,上千亩稻田变成了茶园。

部分农业经营主体将种粮改为种草皮、果树林木,甚至直接在基本农田上开塘挖沟种荷花、搞养殖,引发基层农粮部门对于耕地质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的担忧。部分农粮部门负责人表示,以种草为例,除了直接挖损农田,化肥农药用量远超一般口粮田外,收草皮时需要连同表层土一起铲走,一年收获4次相当于把田“扒了4遍皮”。一些种茶果苗木的田,时间长了会土壤板结,这给耕地和地力保护带来较大隐患。

与此同时,基层反映,虽然国家对耕地保护要求越来越严,但目前耕地保护面临破坏行为发现难、执法难。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细则不完善,且土地原耕作层基础数据缺乏等,难以界定怎样才算破坏耕作层。另一方面,县区国土执法人员少,常常在发现问题时,实际破坏行为已实施完毕。即使发现违法行为,多数情况也只能通知限期整改,没有强制执行权。

记者发现,除了经营主体对耕地的任意使用带来的耕地保护难题以外,近年来部分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划定的基本农田或补充的耕地存在“进山上坡”现象,比如偏向划到山区,而且海拔越划越高,这使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质量受到影响。

“近年来,不同部门统计的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的数据‘打架’,原因是基本农田划定问题。”中部某省一位山区县林业局干部受访时说,他们原计划2014年到2020年间退耕还林7.9万亩,主要利用25度以上的坡耕地。但县土地管理部门数据库里显示县里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为零,导致他们连年完不成任务。但这跟当地作为山区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有些耕地坡度35度都不止。”

记者了解到,财政部驻该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数据“打架”不排除部分主观故意:一是一些地方为方便经济发展征占耕地,将城郊基本农田划为非基本农田,却将山上的坡耕地划为基本农田;二是将部分25度以上坡耕地作为国土整理储备用地。

“为保证质量,现在对基本农田的划定比例和位置,很有必要重新调整。”福建省一位山区县自然资源部门干部表示,作为丘陵地区,当地基本农田占耕地总面积的划定比例甚至超过90%,不少大坡度的田也成了基本农田;此外,不少林地作为“可以恢复成耕地的土地”也被划成基本农田。

部分基层农粮部门负责人表示,当下处于农村产业转型和城镇化及乡村基础设施发展建设提速时期,耕地数量质量安全面临复杂形势,应加强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评估和保障工作,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的改造提升,以摸清、做实粮食安全保障的“家底”。同时,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基层执法权和执法能力,加大科技手段运用,构建更加完善的耕地保护网络。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林超周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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